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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宪令”及其他_人文频道_东方资讯

发布日期:2020-06-30 07:35   来源:未知   阅读:

马建红(法学博士)

又到端午节,照例放假三天,不少人会去市场上买把扎好的艾蒿,回家别在防盗门贴的福字上;早上起来热几个从超市里买的各种口味的粽子,甜的、咸的、水果味儿的,应有尽有;有些地方还会举办龙舟赛热闹一下。在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小孩儿的手腕脚腕上要系五彩丝线,早上吃粽子的时候要在眉心点一滴雄黄酒,大人还会叮嘱小孩儿,端午节一整天不许到河边水里玩,不然的话会有“五毒”入侵。孩子们虽然听得一愣一愣的,倒也谨守着大人的叮咛。正是这些“禁忌”,使得端午节平添了几分神秘性。如今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了,过节除了吃点粽子外,和平常日也没啥两样。

但是,每到端午节照例要说一下屈原的。屈原成为爱国主义诗人,人们只是笼统地知道屈原因不被楚王所用,感叹“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后,在端午节那天投汨罗江而死。至于其具体原因,则多不太了解。其实屈原被楚怀王冷落,也和制定法律有关。据太史公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因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深得楚怀王的重用,然而与之同列的上官大夫则与其“争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这符合历史上这类故事的一般套路:两个大臣在君王面前争宠,奸臣进谗言;这个时候的君王,则无论是昏君还是明君,大多会听信奸臣的话而贬黜忠臣;忠臣则无言以对,只得黯然退场。在这样的故事中,君王之所以能够听信谗言,是因为奸佞所言大多都是事实,只不过在事实上加了诛心之论,故而使忠臣百口莫辩。比如在这个故事中,“王使屈平为令”是众所周知的事,只是上官加了句“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则戳中了楚怀王的软肋,与君王抢功是决不能容忍之事,“王怒而疏屈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屈原因不受重用投江而死一事,后人也是众说纷纭。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一个各诸侯国求贤若渴的大背景下,“朝秦暮楚”是人才流动的常态,士为“知己者”死或许死得其所,而屈原为一个心胸狭窄、容不得才高之人的“非知己”的楚王而死,却颇有些不值。假如屈原能像商鞅一样,投奔一个能赏识他的人,让其尽情地施展才华,历史或许就是另外一种样貌了,可惜在历史中是没有“假如”二字的。

作为教法史的老师,想到屈原之被贬并进而投江之事,还是感觉很遗憾的。这是因为根据《史记》的记载,屈原制定“宪令”,应该是已经完成了“草稿”的。那么在屈原的这部“宪令”中,规定了哪些内容?它与同时期赵国的《国律》、魏国的《大府之宪》及李悝的《法经》相比,有什么特色?是不是反映了荆楚地域的民情风俗等等。如果当时没有上官从中作梗,楚怀王顺利地通过了屈原的“宪令”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话,我们的法史园地中,又多一份法律遗产也未可知!从这个角度而言,屈原的“想不开”,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官场的不得志,而是因为壮志未酬却又无能为力的绝望吧。

中国一直是一个很重视制定成文法的国家,从《秦律》到《大清律例》的积累,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体系完备的成文法序列,律典的编纂则在皇权的统筹下,有赖于制定者们的集思广益,假如意见稍有不同,就给对手扣上政治帽子,恐怕参与者们都会噤若寒蝉,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将行之不远。在屈原的“故事”中,上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就在于他并不说屈原制定的“宪令”内容的好坏,而是说“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样一顶“功高盖主”的帽子,触动了龙须,必然会使楚王怒不可遏。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清末修律中发生在礼教派张之洞与法理派沈家本等人之间的“礼法之争”。张之洞是清末开明的改革名臣,却也是纲常名教的卫士,面对法理派“刑律草案”中“刑法内乱罪,不处惟一死刑”的有关条文,张之洞竟然因此指责法理派在袒护革命党,“欲兴大狱”,幸而被人阻止,他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在当时一些人看来,法理派的改革步伐是有些“前卫”,但事后研究者分析,法理派怎么也不至于“袒护革命党”。法典编纂者如果依据“法理”立法而被扣上这样的大帽子,确乎是立法者不能承受之重。

端午节吃粽子,据称也与人们纪念屈原有关。不过笔者想知道,这用粽子叶包米煮饭吃的习俗,最初是否只是汨罗江边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后来又是如何成为华夏民族过节的风俗的?或许“宪令”中有针对此类风习的原则,然而即便有,也已经顺汨罗江而去了。

漫画/陈彬